如何平衡工作和家庭，是不少女性在生育后可能面临的现实困境之一。日前，广东省人社厅发布《关于推行“妈妈岗”就业模式促进妇女就业的实施意见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提出在全省广泛开发“妈妈岗”，拓展妇女就业空间。

(资料图)

“妈妈岗”意为面向法定劳动年龄内，对12周岁以下儿童负有抚养义务的妇女，提供工作时间、管理模式相对灵活的岗位，以方便兼顾工作和育儿。

该“征求意见稿”明确，“妈妈岗”实行劳动合同形式用工的，应在劳动合同中协商明确弹性工作、不强行安排加班、工作时间因照料儿童需要可以请假等相关内容。劳务形式用工的，应签订劳务协议，合理确定权利义务。

“妈妈岗”就业模式引发了热议。不少评论质疑该岗位是否真的能够实现“顾家、工作两不误”，并担忧“妈妈岗”的推广存在政策操作难度大，企业运营成本增加等问题，并可能在无形间加剧就业性别歧视。

多地探索

公开资料显示，全国多地其实早就开启了探索“妈妈岗”就业新模式。

2021年，广东中山市就已经推出“妈妈岗”，通过实行灵活工时制度，帮助女性实现“家门口”就业。

2022年7月，中山市出台《关于大力推行“妈妈岗”就业新模式的若干措施》，从税收减免、培训扶持、就业服务、资金补贴等方面推出18项支持举措，将“妈妈岗”纳入就业补助资金配套范围。

该措施除了明确提出对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实行每月300元/人标准给予社保补贴、 每月100元/人标准给予岗位补贴，还为就业妇女提供每月300元/人的灵活就业社保补贴。

与此同时，用人单位可以在3年内按实际招用人数以每人每年7800元依次扣减增值税、城市维护建设税、教育费附加、地方教育附加和企业所得税。

数据显示，截至5月8日，中山市“妈妈岗”备案企业近260家，备案岗位超14200个，实现就业近3200人，先后发放“妈妈岗”用人单位社保补贴、岗位补贴350多万元，惠及近80家企业，吸纳超1540人次需照顾12周岁以下儿童的妇女。

5月20日，中山市博览中心举行了“稳就业 促发展”珠三角片区大型招聘嘉年华，在特设的“妈妈岗”招聘专区，提供了包含教育培训课程顾问、房地产置业顾问、企业客服专员、工厂普工、配送员、销售员等不同行业岗位，月薪从4000元到12000元不等。

进入2023年以来，探索推行“妈妈岗”、关注生育女性就业的地方越来越多。

2023年初，安徽省祁门县针对全县“宝妈”陪读群体开展调查摸底，共摸排出178名有就业意向在家陪读的妈妈，随后在招聘会上通过现场专设“妈妈岗”“陪读岗”，让生育陪读女性实现就业顾家两不误。

在北京，石景山区在今年的“三八”妇女节期间，举办了“三八女性专场——妈妈岗”招聘会，共15 家企业为妈妈们提供了300余个岗位，力求最大程度上满足妈妈们接送、照顾孩子等需求。

分析认为，对于一些条件允许的省份来说，此类针对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政策的先行探索具有重要意义，被认为是推动育儿友好型社会建设的必要举措。

至于普遍担心的“妈妈岗”是否能和普通岗位一样保障就业合法权益，北京合川律师事务所律师黄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，我国的《劳动法》有关于工作时间的相关规定，一般实行标准工作时间，不过用人单位可以根据自身生产特点实行不定时工作制，但这需要单位提前到人社部门备案。此外，根据《劳动合同法》，用人单位还可以实行非全日制用工，也就是按小时计算。

“在建立劳动合同关系下，可以实行不同的工作时间制度，保障‘妈妈岗’也能享受社保待遇。”她说。

适用面偏窄

近期，前程无忧发布的《“全职妈妈再就业”现状调研》显示，九成全职妈妈试图重返职场，60%期待弹性工作制。

在面临就业选择时，“适当的弹性工作制”（60%）、“职业上升空间大”（37%）、“自身专业相关且擅长”（33.3%）是她们最为在意的择业因素。

广东的“征求意见稿”虽然特别提出，鼓励用人单位拿出部分专业技术和管理岗位用于“妈妈岗”设置，但中国新闻周刊在浏览大部分的“妈妈岗”时发现，大多数企业提供的岗位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职业，如保洁、护工、缝纫工等，只有少部分提供会计、文案编辑、主播等需要一定技术门槛的工作。

此外，相比常规用工模式，“妈妈岗”的收入相对较低，晋升空间受到限制，也难免被人用“有色眼镜”区别对待。

此外，虽然当下不少地方鼓励发展“妈妈岗”，但是具体的政策和实施细则还需要不断完善和落实。因此有分析认为，“政策在鼓励，不等于市场有动力，‘妈妈岗’眼下的适用面依旧偏窄”。

今年38岁的艾上凤是两个孩子的母亲，她曾经在深圳等地务工十多年。有了孩子后，她选择回到老家湖南湘西，摆过摊、开过超市，后来因为疫情影响，她放弃了原来的生意。

由于她的丈夫还在外打工赚钱，因而照顾家庭、抚育孩子的重担压在了她的身上，但同时，她还需要继续工作补贴家用。

2022年底，听说做骑手时间比较自由，经朋友介绍，她成为湘西凤凰古城里美团站点的一名女骑手。

艾上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，她所在的站点有百来号人，其中约30来人为女性，被分编成2个女子小队，并由女性队长负责管理。由于女子小队成员家中大都有孩子需要照顾，因此该站点给安排了“长白班”，方便他们在工作的同时能兼顾家里。

所谓“长白班”，就是在早上9点到晚上8点这个时间段内，只要在线时长达到7个半小时，跑单量达到20单即可，这对女骑手来说并不难完成。

据艾上凤介绍，若是家中有事，或者有孩子需要照顾，她可以中途暂停接单，“长白班”在时间上相对更灵活。如今，艾上凤一个月有四千多元的收入，“如果愿意多跑一点，还可以赚得更多。”她说，在她所在的小县城里，这算一份不错的收入。

有别于艾上凤，同样作为母亲的张宛，则面临着另一番困境，自嘲“脱不下孔乙己”的长衫。

张宛从小一直是“别人家的孩子”，国内211本科，国外名校硕士毕业的她，一毕业就入职了北京一家知名设计公司，成为了一名室内设计师。

但在结婚、生育之后，她不得不选择辞职。“家中老人不愿来北京带孩子，又没有条件请保姆”，衡量再三，张宛选择辞职，在家照顾孩子。

原本张宛只打算暂别职场，生完二胎，并将两个孩子照顾到上幼儿园后重新找工作，但在完成“阶段任务”之后，她发现自己再也回不到原先的职业规划上了。

“投了3个月的简历，没有一个回应。”她说，招聘方担心她多年没有工作，无法适应当下职场环境。与此同时，“高龄”“女性”成为了她求职路上的隐形门槛。

在多次碰壁无果之后，张宛发现她能选择的只有没有太高门槛的服务业或者基础销售岗，“读了二十多年的书，却找不到一份像样的工作，实在有些不甘心。”她说。

前程无忧职场顾问王剑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，企业招聘员工时，会算经济账，全职妈妈意味着身处职业中断期，导致工作经验、工作能力的中断，再加上性别、年龄、学历等多重因素叠加，对企业而言有增加成本运营的风险。

他提到，生育后的女性，重返职场也会面对诸多困境，比如重新分配时间和精力，应对工作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岗位边缘化等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与全职妈妈相比，设立“妈妈岗”的企业同样面临挑战。弹性工作制虽然能够给员工带来更多的自由和便利，但如果不能保证员工的工作质量和效率，就容易出现管理混乱、生产效率下降等问题。

关键在托育

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看来，设立“妈妈岗”的政策初衷，是让部分妈妈既能上班，又能照顾孩子。但他认为，“妈妈岗”岗位有限，其实关键是解决婴幼儿托育问题。

“小托育背后蕴含‘大民生’，缓解托育难，仍需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，积极推进普惠托育服务。”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。

据了解，随着出生人口的减少，我国各地幼儿园都出现了生源短缺的问题。与此同时，相关数据显示，我国目前城市3岁以下婴幼儿在各类托育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.1%。《“十四五”公共服务规划》提出，到2025年，努力实现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4.5个，即总托位数630万个。

熊丙奇认为，在当前情况下，最为行之有效的办法，就是针对当前存在的幼儿园学位“多出来”，与托位数“严重不足”的问题，及早建立起协调机制，以托幼一体化思路进行系统应对。

目前，北京、上海都推行了相关政策。2022年发布的《北京市“十四五”学前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》明确，加大托育人才培养力度，鼓励有条件的幼儿园在满足3~6岁幼儿入园的基础上，利用空余学位开设托班招收2~3岁幼儿，积极支持幼儿园举办2~3岁托班。

上海则对推进托幼一体化进行了专门立法，于2022年制定《上海市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条例》，以此统筹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。

目前，上海全市近1000家幼儿园开设了托班，占全部幼儿园的60%。上海方面更表示，所有幼儿园尤其是公办幼儿园，都要做到托班“应开尽开，能开尽开”。

熊丙奇认为，解决婴幼儿托育问题可以很大程度上缓解女性的后顾之忧，让女性可以更加从容地从事“妈妈岗”或者其他职位，并有更多的工作选择机会，对提高女性就业率有积极作用。

在熊丙奇看来，这一解决托育难的思路很清晰，但在一些地方却难以推进。他说，“原因在于，幼儿园由教育部门分管，托育则由卫健部门负责，不同部门存在各自为政的情况。”